花园小学的孩子们正在跟着外教“热身”。 殷梦昊 摄

本报记者 殷梦昊

这似乎是“屏幕改变命运”的“外教版”。

和去年成为舆论热点的成都七中网课班相似，同样是偏远地区学生通过在线课堂的方式接触到优质教学资源的故事。不过，主角变成了一群小学生与远隔重洋的外教。

这个由新教育基金会资助的线上英语外教项目，2015年至今扩展到了全国16个省市的400多所学校英语外教培训班，覆盖2.4万余名师生，集中于中国的三线城市以下地区。

在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环境中，一周一节的外教直播课，到底能产生多少实际效果？

在项目的第一个落地点河南孟州，实验班如今已增至5个。每当说起“改变”，这个偏僻县城的英语老师们总是不约而同地说——孩子的“素质提高了”，而不是“成绩提高了”。

不再只关注提高应试分数，而更着眼兴趣和能力培养——屏幕对于推动教育公平的意义，或许还有更多想象空间，而后者，似乎更加贴近教育的本质。

“原来英语课还能这么上”

位于孟州市中心的韩愈小学，离上课还有10分钟。

英语老师闫娜正在台上调试设备。近60个孩子不吵不闹，全都乖乖坐在位子上等待着，某种兴奋的情绪在空气中蔓延。

上课铃响。但不知哪出了问题，屏幕上看得到画面，却听不到人声。闫娜赶忙打电话联系后台工作人员，学生们开始骚动，闫娜只得先带大家朗读。

漫长的15分钟过去，屏幕才跳出一个新面孔，全班腾地把背挺直了。

那头，外教笑着对镜头挥手说：How are you?(你好吗？)这头，学生大声又整齐地回答：I’m fine.Thank you，and you?(我很好，谢谢，你呢？)——网络终于正常了。

相比传统课堂，直播课的确多了不少麻烦——课堂以外教为主，但中方英语老师必须在场，不仅要保证通讯正常，还要翻译、提示以及点名。被点到回答问题的孩子必须一路小跑上台，靠近摄像头和话筒与外教交流。

经过快两年的磨合，这堂课进行得很顺畅。学生们都已习惯这种课堂形式，上台后先向外教大方介绍自己，离开前还会挥手说goodbye(再见)。

答对的话，外教会竖大拇指：“Very good！”(很好)答错了，外教会纠正错误，还是会说句“Good job！”(做得好)遇到表现突出的孩子，外教会热烈地鼓掌：“Wow，You are so smart！”(你真聪明)再在屏幕上发送一个大大的奖杯图案。

第二天，另一所市区学校花园小学的外教课，与其说是英语课，倒更像体育课。

“Everyone，get up！(大家，起立)”一开始，外教就在屏幕里摆出各种武术动作，发出怪叫。孩子们被逗得大笑，跟着模仿，把楼板跺得砰砰响，热身完毕才坐下。

提问环节，几个男孩直接跑上讲台抢答。老师薛云霞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但举手的人实在是太多，她根本叫不过来。有的同学整堂课都举手不放，后排的为了让老师看到，干脆直接跪在板凳上。

课堂的最高潮是孩子们答对之后和外教在线“击掌”，热闹得像运动会。

“彻底放飞自我。”薛云霞课后笑着对我说，舞蹈、唱歌是每次都有的环节。“我也是带了外教课才知道，原来英语课还能这么上，能让孩子们这么喜欢。”

然而，同样的教学内容和形式搬到农村学校，又是另一番场景。大定小学、东小仇小学和韩园交通希望小学的学生大都来自农村，英语基础相对薄弱。

有的学生刚给自己取了英文名，还专门特制席卡或帽子作为课堂道具，尽管有些显然不能称为名字，比如Sunnyboy(阳光男孩)、Learn(学习)，还有个男孩，误把Lincoln(林肯)写成了Lincoin。

韩园交通希望小学四二班的学生本学期刚上外教课，显得格外紧张。外教抛来问题，中方老师询问五六遍也无人响应，最后只能硬点。

一个坐在后排的男孩几次想举手，但最终还是默默把手放下。“为什么？”我课后问他。他害羞地挠头：“怕说错。”

但不管自愿还是被迫上台，每个孩子回座位时，都是满脸笑容。“要是能跟外教说上话，学生能兴奋好几天。”东小仇小学校长薛红光说。

“外教课起到一半以上的作用”

在中国，英语外教并不是新鲜事物了。20世纪80年代仅仅在少数高校授课的外教，早已出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各级中小学，甚至早教培训班中。

然而对大部分县城、乡镇和农村学生来说，外教依然是奢侈品。

以孟州为例，这个人口仅40万左右的河南县城至今没有铁路，多年来与外界唯一的公共交通就是大巴车。坐车去距离最近的大城市洛阳，也需要一个半小时。

当我坐着大巴进入孟州时，看到农民们正在马路两边晾晒刚收割下的玉米和花生。城市周边，白色厂房和烟囱高低错落、几处新楼盘等待出售——撤县改市20多年，这座小城的城镇化仍在进行。

其实，孟州一度有过外教。韩愈小学的前身就是一所民办双语学校，最后因办学水平不高、生源严重不足停办。政府在2008年将其收购，改造为公立小学。10多年过去，孟州从小学到高中，依然没有一名外教。

“经费有限，学校请不起。”赵顺新说。他是孟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当地新教育“英语教室”项目的负责人。

而在农村，连基本的英语课堂教学也难保证。2015年，新教育基金会在村校走访中发现，农村专职教师短缺，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兴趣、成绩差。语数外三科中，英语尤其明显。

“有的学校五年级还没开英语课，有的学校英语课中断了半个学期。”基金会秘书长戚星云说，“根本问题还在英语老师。”

薛红光解释，农村小学的规模小、事情杂，加上生源年年收缩，一师兼多课的情况很普遍，英语专业出身且专职教学的老师基本不存在，更别指望家长能帮什么忙。

为此，新教育基金会发起了“英语教室”公益项目，试图通过欧美外教的网络全英文授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设备及课程费，均由基金会承担。

2015年，第一个实验点在东小仇初中设立。考虑到资源宝贵，学校每次都是让初一全年级近百人，到阶梯教室上大课。

“学生们都喜欢上，因为觉得氛围轻松，没压力。”当时负责教初一英语的老师杨丽洁记得，连一些特别不爱表达的孩子，也开始慢慢开口。

时任校长赵宏新说，孟州约50名初中英语教师，以往杨丽洁的单人成绩一直在20名左右，后来维持在全市四五名，最好一次考过全市第一。

杨丽洁肯定地认为，这与外教课有直接关系，“外教课起到一半以上作用。”

2018年，基金会将孟州的教学点增加到5个，当地教育部门将其全都下放到小学。

“孩子在学，老师也在学”

冷场，是每个英语教室初期都会经历的阶段，哪怕是表现活跃的花园小学六四班。

“没人发言，我就硬着头皮先叫优秀的学生，慢慢带动其他人。”薛云霞说。

“第一次上台特别紧张，魂都要飞出来了！”男孩李冬夸张形容。“外教老师嘴里一大堆我们不认识的单词，听不懂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只能向老师求助，然后课后更努力。”另一个学生刘轩说。

同学们一致认为，最喜欢的课堂环节是“free talk”(自由对话)，因为在这个环节，可以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是个可以“炫技”的环节。

起初，问题集中在“你从哪来”“你喜欢吃什么”，也有孩子冒失地询问过一个女老师“你今年多大”。后来问得越来越深入。前不久，一位“学霸”已经可以和外教热烈地讨论汽车品牌。

到后来，原本在外教课上起桥梁作用的中方老师，角色慢慢弱化，直至完全退出。中方老师不在，同学甚至回答得更积极。

家长也都察觉到了孩子的学习热情。一位家长回忆，以前孩子背课文，每次都愁眉苦脸。他说：“现在孩子看英语绘本和电影时，嘴里也时不时地冒几句英语。”

外教课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一个尖子生想了想，说：“外教说的是外国的语言。”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传统课堂上，我们是在汉语环境下学英语，掺杂着中文习惯。”孟州市教研培训中心主任李永胜说，尽管一直强调“全英文教学”，但几乎没有老师做到。

实际上，中国小学英语教学的发展历史至今不到20年。2001年，教育部发布《指导意见》，决定把小学开设英语课程作为21世纪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国城市和县城、乡镇所在地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

当时英语老师极度缺乏，全国有大量非英语专业教师只通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就快速转岗。

原本在农村教语文的薛云霞，就是当年的一名转岗教师。后来，她还曾因教学优秀，升入初中教过3年英语，但她始终觉得发音和理论知识很欠缺。

张欢也是类似。她带的班目前已经上了两节外教课，但听说有记者要听课，她没了勇气，先请同事代替自己上台。她觉得自己“不够专业，也不自信”。

从教近20年，她们如今都是教师队伍里的骨干，拿过无数教学质量奖。但和学生们一样，都是通过直播课才第一次和外国人对话。

在外教衬托下，中国老师的发音总显得不那么对味，比如把Angel说成“安纠”或是把ing发成中文里的后鼻音。在有人记忆中，刚参加工作时，用中文标注英文发音甚至是种常见的口语速成法，比如good morning旁边写“古德猫宁”。

“学生在学，老师也在学。”张欢最近下载了好几个学英语软件，每天都在背单词和《常用英语900句》。

“不能只盯着成绩”

原本作为延伸和补充的外教课，逐渐成为主流英语课的效仿对象。

中国老师纷纷课后磨练口语，把写有常用语的纸条夹在书本中背诵，试着自己组织孩子唱歌、跳舞、比赛。以前解释生词时都说汉语，现在，她们也学外教用肢体语言或学过的词汇帮助学生理解。“随时提醒自己，咱们是英语老师，迫不得已再用中文。”

只是她们还是会陷入两难——课堂形式再花哨有趣，孩子最后还是要应试。薛云霞曾担心，一周只有4节的英语课被外教占去一节，课程进度会被妨碍。可后来发现这完全是多虑。

花园小学六四班原本并不是全年级成绩最好的班，但最近一次大考的及格率是100%，最低分是78分。而其他班都有不及格，甚至出现30多分。最近的全县英语演讲比赛中，这个班的两名同学代表学校比赛，分获一、二等奖。

还有很多改变，难以量化。

“孩子胆子更大了，不害怕老师，随时随地都敢跟你说话，不管对错。下课也会找你，哪怕跟学习无关的事情，跟老师没有一点隔阂。”赵丽君说。

薛云霞还发现，一些各科成绩都比较弱的后进生，外教课表现也异常积极。

她提到经常被批评调皮、多动的男孩李冬。有次外教问大家：冬天喜欢干什么？他抢答：喜欢吃冰淇淋！外教大笑，大大表扬了他。

“在我们眼里不太好学的孩子，经过外教的赞美，自信心真的提升了。我觉得以前我们可能是太苛刻了。”曾被孩子起外号叫“大魔头”的薛云霞说，夸赞学生，是中方老师特别需要学习的地方。

“这些虽然是细节，但也许能影响孩子的性格，甚至一生。作为老师，我们不能只盯着成绩。”

现在，她有意识地不再绷着脸对孩子说话，特别是对中等生和学困生，说“wonderful(很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哪怕对方答错。

“但好像还是没外教放得开，表扬的时候还是有点含蓄。”她对自己的表现还不够满意。

“给农村孩子打开一扇窗”

每次旁听结束，我都会随机请几位同学聊天，但最后，总是浩浩荡荡跟来半个班。每个人都争先恐后表达对这门课的喜爱。

只有一位成绩拔尖的男生严肃向我建议：希望能让每个班都有外教课。的确，每到下课，窗沿上都会冒出几个小脑袋带着羡慕的眼神扒着往里瞧。

“我带了三个班，其他班孩子总是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外教课？一些其他班的家长听说后也会问：能不能换换教室？”面对这些问题，闫娜常常不知如何回应。

“班还是太少。”赵顺新感慨。

他记得，当初5个名额在全县40所小学中怎么分，教育局权衡了很久。起初，他们想把所有屏幕都放在市区，因为城里的班大、人多，而农村学校一个班的人数只有城里的一半。但最后，局里还是把3个放在城区，2个放到了农村。

5所学校对“英语教室”的安排也各不相同。有的为了做对比实验，采取跟班制；有的始终固定在四年级二班；有的不断将孩子分班，让更多人能进入“英语教室”。

一件好事似乎又造成了新的不均衡。教育如何公平，好像一道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

赵顺新听说，在四川和山东，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县已经开始出资，将“英语教室”项目覆盖当地所有小学。

“当下英语外教培训班，我们只能尽可能利用好已有资源。”他对每批进入“英语教室”的学生都反复叮咛：“你们真的很幸运，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但到底为什么要学英语，上外教课有什么用？

城里孩子刘轩的答案很具体：“我打算今后出国留学，提前接触外教，将来适应起来更快。”

曹佳也有明确方向：“准备考洛阳或者郑州的外国语学校，听说那里有真正的外教老师。”

相比之下，农村孩子的回答显得有些理想主义。

“我爸妈是做生意的，我想把生意做到国外去。”“可以用英语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历史。”

老师孟爱梅记得，孩子们写感想时，不少都流露出想要出国看看的想法，尽管他们对国外的想象，目前还停留在“繁华”“漂亮”“发达”。

“还有人说，长大了要去美国学好多先进的技术，回来报效祖国。”说到这，她有些动容。

这些目标能实现吗？他们到底能走多远？将来会有多少人用得到英语？无人知晓。

“不能说现在有多大作用，还是得长远看。”韩园交通希望小学的校长马彦军直言，“坦白讲，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未来可能还是会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成为最普通的基层打工者。”

但他觉得，正因如此，身处闭塞环境中的农村学生更需要外教课，就像给他们打开一扇窗。(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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