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翻李赋宁的《英语学习经验谈》，颇有感触，今日提笔写出来，作为我的英语学习体会，愿意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与英语学习爱好者共勉。

大学一年级时(1981年)，我买了李赋宁的《漫谈英语学习》一书，读后受益匪浅。同学们都认为这是本好书，故拿走至今未还。今年春天，在王府井大街外文书店见到李老的这本英语学习方法书，其中包括了《漫谈英语学习》中的一些文章，买回来细细的品读，再回想起十几年的英语学习，今天再来看李老的英语学习之道，深有感触。

李赋宁谈“我的语文程度对我学习英语有很大的帮助”。的确如此，我在中小学时的语文不错，并坚持记日记写作文，中小学的作文也曾作为所在学校的范文。当然，学习英语还是出于热爱；李赋宁说他对法语感兴趣就是因为学英语时学了一句悦耳动听的法文:petit a petit loiseau fait son nid（鸟儿一点一点地搭起它的窝）。

同样，我对学外语有兴趣也是因为对于背诵外国人名特感兴趣，什么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最长的一个是马来西亚前总理：敦·阿卜杜勒·拉扎克·宾·达图·侯赛因。我想这些名字译成中文都这样好听，那么，念起英文来一定更带劲，这就是我学习英文的最初动力，而进一步的动力则是我在1980年高考复习时所产生的。

那时，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吉林省外贸局拟向社会上招考外贸业务员，主要考外语。我想考不上大学也要考这个业务员。于是，我对英语抓的很紧，每天早晨4点左右起来朗读英语英语学习，并坚持吉林人民广播电台5点钟的英语教学节目的学习，那一年确很辛苦，但收获很大，尤其是早晨天还不亮就在屋里读英语；夏天亮天早英语学习，我就到院子里读，影响了邻居们的晨睡整整一个夏季，用他们的话说是每天早上听我“念经”……

1980年高考时我的英语成绩是76分，在长春市的南关区单科第一，当时以30%的比例折合成23分，在入取的吉林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也是第一名。一年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邻居们也说总算没有白白打扰他们那个夏季……

我啰嗦这些是想说明一点，那就是学习英语方法确很重要，但压力和毅力更为重要，记得有人说过，人会在压力之下创造出超人的奇迹的，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讲到。现在具体来谈我对英语学习的方法感受。

李赋宁讲：“我们同时需要两方面的知识，1、语言的知识(knowledge of language), 2、世界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world)。有了这两种知识，就能说得流利自然、圆满自如”。在大学老师的提倡下，我坚持从大学时代的1981年春开始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节目，对于外语学习很有收获，不仅提高了英语水平，而且也扩展了世界知识特别是美国知识。而我能够做到这些也是有基础的，一是我的英语此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二是我所具有的国际知识基础。因为到1981年时，我已从小学起读了十多年的《参考消息》（这还不算我所读过几遍的《各国概况》），这样，我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的中文名字我都是熟悉的。

同时，我熟悉世界地理（高考时地理老师评价我是地图知识掌握得准确）对收听外语广播节目亦是有益的。尤其是实践证明我的国际知识对于我的听力是十分有效的。举个例子，1982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孟加拉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拉赫曼的政权。这虽说是一则不太复杂的新闻，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是并非易懂的东西。我听清了是有一场政变（coup），但却不知发生在哪个国家，因为孟加拉国的英语发音（Bangladesh）对于当时的我是生词。然而我却清楚地记得新闻中所提到的拉赫曼（Raheman）这个人名，另一个就是我记住了这个国家的英文发音；看来“破案”只得从这两个线索入手了。

整个一天我都在想着这条新闻，我想是哪个国家发生政变了呢？我猛然间想起孟加拉国领导人是拉赫曼将军，可是孟加拉国的英文发音我不知道，我赶紧接着就按照当时听广播所记住的发音在英汉词典中找Bangladesh这个音标，终于找到了孟加拉国这个国名，我坚信就是孟加拉国的拉赫曼政权被推翻了，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证实了这一点。那一晚上我十分兴奋，就像侦破了一件案件一样高兴。这是我读《参考消息》长达十年的积累结果，那时我对重要国家的领导人，从总统到总理、从财政部长到外交部长都很熟悉。

记得我同一位我国曾驻塞内加尔使馆的文化官员聊天时英语学习，我问他什么时候在达喀尔（塞内加尔的首都）驻扎，他告诉我了时间英语学习：学习英语的体会及其故事（上：说读部分），我说那时还是桑戈尔（塞内加尔的总统）当政，迪乌夫（桑戈尔的继任者）还未执政呢。他说你说得不错。虽然我没去过塞内加尔，但这也许更说明我的实力——我相信就这有些学法语的人恐怕也未必知道，至于那些比塞内加尔更为重要的大国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种专业知识（即除了英语本身知识之外的知识）对于从事英语工作特别是英语翻译也是十分有益的帮助。例如，1994年的初冬，中国科学院专利处举办了由美国专利代理人和律师讲课的知识产权研讨班，我应邀前往去做翻译。行前，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做翻译，心里没底儿，我就请教有翻译经验的同事文希凯，她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只是看你的英语水平，也反映你的相关知识水准；如果你对美国人讲的主题比较了解，有相当的基础，那么，他只要开个头，就会知道他的下文会讲些什么内容了。事实正是如此。由于我对美国授课人的讲课内容颇为了解，故在翻译时确有“轻车熟路”之感。

同时，那次“破案”也使我明确了自己的一处缺陷——我那时要是有一幅中英文对照的世界地图就好了。于是，我立即让我在北京读书的高中同学给买了一幅中英文对照的世界地图（当时我在长春还买不到）挂在家里的墙壁上，经常看看浏览一下，这确实对听懂广播中的地名甚有帮助，因为新闻离不开地点么。这样也就转向了我的又一个话题。

1984年，我大学毕业到北京参加工作了，我又将这幅地图带到了北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壁上，而且学习方法也有了改进。我把这幅世界地图切分成了七个部分，每天晚上我回宿舍睡觉前，必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浏览一下当天的地图内容，日积月累，这样我对各个国家的首都及其主要城市都有了相当的了解。不仅在听广播时能很快地对新闻中的地点做出反应，而且在与外国人谈话时我都能较为准确地谈起他们国家的一些地名和城市，他们大为高兴，都问我是不是去过他们的祖国，当我解释出原委时，他们都称赞我的学习方法是very good method。

至今我还记得我那周一到周日的“行程安排”：周一：东亚；周二：西南亚和北非；周三：欧洲；周四：非洲大陆；周五：澳洲及太平洋国家；周六：北美和中美；周七：南美……（马秀山1996年12月8日，2022年5月18日整理个别文字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