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文史微信公众号介绍，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算得上出版界的巨头。 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依靠现代教材的编撰、出版而崛起和发展的。 那么，商务印书馆为何崛起？ 首先要占领市场，这取决于教材，而英语教材是一个重要方面。

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实践最早形成于广州、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城市。 首都同文学校、上海粤语学校、广州同文学校（所谓“三同文学校”）等官方举办的外语学校，或被动或主动地开展英语教学。 官方英语教材的编写是由三个官办出版机构和民间书店共同编写的系列，但随着商务印书馆翻译“英语部”的成立，官方英语教材的编写逐渐走上正轨。办公并营造规模效应。 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英语教材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就是因为它善于网罗英语人才，重视外来译者的力量，精心挑选著名译者，建立自己的翻译团队。自己的批评体系。

“鸿茂繁华”、“洋泾浜英语”与官办外国语学校

明末清初，中国人最早接触的欧洲语言是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直到19世纪初莫里森等英国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英语才正式传入英语。 中国古代就有“天体中心论”的观念。 明末清初，不少士大夫不屑学习西文。 直到19世纪初，中国人仍称欧洲文字为“蟹文字”，欧洲语言为“鸟语”。 当时东南沿海的一些商人为了生意的需要也学了一点英语。 当时的英语被称为“洋泾浜英语”或“鸿毛繁花”。 “红发”指的是欧洲人，因为他们有红色或金色的头发。 当时下级商人使用的繁华读物被编成词汇表，有点像今天外语学习的词汇表。 《鸿茂繁花读本》或《通用繁花读本》多分为“商号门”、“个人名言门”、“通语门”、“饮食杂门”等，每一类由几十个名词组成。 组成，每个词条下没有英文字母，全部标注了欧洲语言的中文发音。 例如，从1到10的发音是文、都、地理、科、会、西施、新、池、尼、点。 这个发音大多是粤语系统的发音。 这些《鸿茅繁花读本》当时很流行，版本也很多，但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词汇量小；二是词汇量小；三是内容丰富。 第二，简化发音； 第三，它们留下了“洋泾浜葡萄牙语”的痕迹，绝对是大多数没有英文标注，只注重单词，不注重句子。

第一批活跃在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的翻译是一群所谓的“露天翻译”。 他们通过繁花读物学习了一些“洋泾浜英语”。 有些人还通过所谓的“洋泾浜英语民歌”来学习英语。 这类“山歌”在上海流行，有多种版本。 “山歌”也是汉字，括号里的英文字是后人标注的。 例如，下面的商务交流术语“民歌”用上海话发音，更接近英语的发音：

来了就是“来”，走了就是“去”。 如果你在这里，那就是“是”，但不要称之为“诺”（不）。 请到“巧来巧来”喝茶，到“学堂学堂”坐下。 “马克，马克”有很多钱，二十四美元就是“二十四”。 真品是“佛谷”（很好），某某“某某”（soandso）。

另一个例子是以下关于项目的段落：

烤土豆称为“土豆”，靴子称为“靴子”，鞋子称为“鞋”。 小蒸船称为“蒸笼”，日本汽车称为“人力车”。

还有以下段落表示不同的标题或标题：

洋买办“江渡”（买办）、王八蛋“道费罗”（道费罗）、“Numberone”先生（一号）是阿达、街头小贩“收银员”、“毕生”“斯”（穷人）都有票多了，红发阿三就是“keepperson”（守护者）。 弟弟叫“哥”，爸爸要“分茶”（爸爸），妈妈“买茶”（妈妈），公公叫“岳父”。

这种洋泾浜“民歌”当时非常流行，并被记录在上海的许多不同文献中。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1860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今后所有的中外条约都必须附有外文文本（主要是英文）。 因此，清政府需要自己的翻译人员，而当时懂英语的大多是出身下层阶级、通过“洋泾浜民歌”学习商务英语的将军。 “洋泾浜英语”不会脱颖而出，也不能让这些人参与政府之间的谈判。 清政府认为有必要由政府出面，设立外国语学校来培养翻译人员。

洋务派领袖易新在奏折中写道，希望在广东、上海选拔13至14岁的孩子到学校学习外语，为翻译外交文件和充当口语做准备。未来的口译员。 宰相衙门请《映寰志略》作者徐继社担任主管同文馆事务的大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 1862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沿江城市相继创办了外国语学校。 其中以北京同文博物馆、上海粤语博物馆和广州同文博物馆，号称“同文三馆”最为重要。 童文三号除了教授外语外，还教授科学和其他知识。 同文三刊还编写了英语教材。 在这些清末编撰的官方英语教材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凤藻翻译的英语语法教材《英语范例》，以美国人西蒙·克尔的《英语语法》一书为蓝本。 现在看来，教材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英语名词、代词、冠词、形容词、动词、系词、介词、连词、感叹词。 当时的书写方式与今天不同，称为静字、代词、感叹词。 静态字符、区域参考字符、静态字符、动态字符、动态字符、捆绑字符、成转字符、语音字符。

民间中，除了《洋泾浜读本》外，一些传教士也参与了英文读本的编写。 例如，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23年在澳门出版了《英国文学传》，英国外交官罗伯特·丹编着的《华英杂记》等。 一些中国学者也参与了读本的编撰，如子清编着的《花影调话》和《花影调话集》。 在宁波和上海还流传的还有《英文评论》。 本书宁波版共分为39类。 第一部分是事物的分类，包括各国大门、天文、地理、季节、君臣、人伦、师友、工匠、宫衙、房屋、会计、船车、兵器、器物、床、筵席、衣服、五谷、食品、药品、人体、动物、花卉、竹木、数量、银子数量、异物数量、五金、色彩、蛇虫、鳞片等物品、税金、进口货、出口货门，内容比前面提到的“鸿毛繁花”更正式，收录的词汇是中文和英文，英文发音用中文标注。 书的第二部分是一些简单的对话，一些短句，一些长句，但并没有摆脱“洋泾浜”的表达。 例如“难道你不知道吗？”，标注的英文是“Youcanunderstand”； “你什么时候走”是“Yougowhattime”； “不要忘记”就是“现在不要忘记”。 说到汉注的英文发音，《红毛繁花》多为粤语读音，而《英文注》则皆为宁波读音，当时被称为“狗章香音”。

当时中国人写的类似《英文注解》的读物有很多，如：1862年广东魏敬瑭出版的唐庭枢的《英文集》，匡氏的《初级英语》和《英文注解》等。 1868年启照。1874年曹祥编着、沪深书局出版的《英语文集》、《英语文字概论》、光绪十年点石斋出版的平版《自学英语》 1884年在位等。还有一些由中文编撰、教会系统出版机构出版的英文读物，如美国中文图书馆1879年出版的杨勋的《英文单词指南》。 可以说，传教士、官方出版系统以及中国私人刻书和商业书店共同参与了英语读者的出版活动。

上述机构编辑出版的英文读本不仅内容缺乏现代性，而且也不是按照现代学校课程体系一步步编写的。 与《无师自通英语》类似，都是由句子组成，而不是像课本那样有第一课和第二课，缺乏教学体系。 可以说，普通英语教材、英语教材、英汉词典等阅读材料的大规模出版活动，是因商务印书馆翻译学院英语部的筹建而开始的，结果，它们逐渐步入正轨并产生规模效应。

商务印书馆“英语部”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1898年开始出版英文读本。1898年至1911年的14年间，共推出英语教材和英汉工具书（不含词典）126种。 这一时期，出版业共出版了约180种英文图书。 商务印书馆约占总量的10%。 70%。 商务印书馆的126种英语读物包括《初级读本和中小学教材》、《口语会话》、《英语语法》、《英语写作》、《英语选读和知识读本》、《英汉汉》翻译》和《《英汉汉词典》七方面》。 无论出版物数量还是内容广度，商务印书馆都是晚清英语教科书出版市场上的佼佼者。 这种出版状况与商务印书馆高度重视英语教材的编写，并于1902年创办翻译院时设立“英语部”密切相关。

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是一个开在巷子里的印刷作坊。 印刷车间在楼下，楼上住人。 夏瑞芳住在楼上。 名称“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中英文均表明其是一家商业印刷厂。 其形象的转变始于1898年出版的教科书《华英小学》——《华英小学》。《英语初级》和随后出版的《华英高级》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套英语读本符合现代教科书的性质。 但1898年之前，商务印书馆没有翻译室（1902年才设立）。 当时教材编写并未形成团体，主要依靠谢洪来。 1900年，夏瑞芳收购了日资聚文印刷厂，同时购买了一批质量低劣的日文译本。 财务上的亏损和成立三年来的出版实践，让他越来越觉得商务印书馆应该有自己的编撰者。 团队。 于是，1902年，他与时任南阳公学翻译学堂负责人的张元济商议，建立“商务印书馆翻译处”的核心部门。 1931年以前，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下属的出版部门，负责翻译、编译、编辑，与印刷机、发行机平行。 翻译编译学院设有多个专业系，其中中文、英文、杂编是最早成立的三个专业系。 据我考证，“英语系”的正式名称大概是在民国初年对外使用的。

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路》中，详细描述了1916年的“英语系”。当时他正在“英语系”英语函授学校工作。 此时，“英语部”只有七个人：主任邝福卓、主任周悦然、剪辑师平海兰、周有基（周悦然的弟弟）、剪辑师黄范树、办事员胡雄才。 上海图书馆展出了192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译室的照片。 “英语系”位于这座长方形三层远洋楼的二楼，三面都有窗户。 进去一看，是三间接待室，中间用半板墙隔开。 各有门窗，一堵板墙将接待室和编辑部隔开，有点像现在公司的小隔间。 据茅盾描述，所有部长和各杂志编辑部主任，包括“英语函授学校”主任周悦然，都使用普通写字台。 只有英语系主任邝福卓用着一张大而现代化的写字台。 办公桌的三分之一处配有一个约两英尺高的木架子，分成许多小隔间，用于存放各种文件。 木架顶部安装有滚动的木质木盖。 将其向下拉以覆盖整个台面。 它配有隐藏式锁。 邝福卓离开时，只需拉下滚动的木质木盖，就能锁住台面。 里面的文件被锁住了。

后来成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的葛传米，是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初级编辑。 他记录了英语系后期的详细情况：“我是1926年底到英语系工作的，我是其中最年轻的（才20多岁），主任是博士。邝福卓……几乎听不懂中文（作者注：据很多人的回忆，邝福卓很小的时候就去了美国）。大家互相用中文交谈，但和邝博士交谈时，你一定要说英文，叫他‘方博士’，给他写便条的时候也必须用英文。除了匡博士以外，大家都说中文，只是互相称呼为“先生”加自己的姓氏。 “先生”、“君”、“哥”、“翁”等，这是当时上海一些“高材生”中国人的做法……英语系有丰富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函授学校担任英语四级老师。 所谓“教”，就是批改作业、回答问题。 问题。 无论是修改作业还是回答问题，有问题我总是不耻下问，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尽量利用英语系提供的各种参考书。 在来英语系之前，虽然我知道一些大型英语词典，比如英国的《牛津英语词典》和美国的《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 但我以前从未见过。 到了英语系，真是大开眼界。”1929年，邝福琢退休，“英语系”由英语编辑胡哲谋继任。

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翻译室英文部就位于这座长方形三层楼房的二楼。

谢洪来与《印度读本》英语教材本土化

夏瑞芳和商务印书馆其他几位创始人（包先恩、包先昌等）在教会学校清心书院读书时使用的教材，就是英国人为印度小学生编写的入门书。 然而书中很多内容都使用英国或印度的例子作为例子，这给中国英语学习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由此，夏瑞芳敏锐地注意到英语阅读的中国化问题。 那么，教材本地化的中文注释工作应该请谁来做呢？ 夏瑞芳想起了同为企业家的包先恩和包显昌的宁波老乡谢洪来。 谢鸿来11岁时国外学英语，被选入苏州博熙书院学习。 因其优异的学习成绩，受到语文老师朱丁清的高度评价。 在朱老师的指导下，谢洪来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他的好学和扎实的中西学识，受到书院院长潘慎文的赏识。 1892年，谢鸿来毕业于博熙书院。 1895年，潘慎文调任上海中西书院院长，谢鸿来也随之来到中西书院。 他是典型的“工作狂”，曾参与编写大量教材，为上海各大杂志编撰多篇文章。 当夏瑞芳邀请他去商务印书馆做兼职编辑时，谢洪来独自完成了所有工作。 不幸的是，他因肺病去世，享年43岁。 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初级汉语和英语》和《高级汉语和英语》两本书后，先后编撰了《高级汉语和英语》第二至第五卷。和英语”。 1899年，《初级》、《高级》合为一册出版，题为《华英高级著作全集》。

《华英高级全集》内容丰富，包括许多西方名人传记、生活常识、轶事等。第2至4集涉及大量动物，第5集包含许多语法、应用文等课文最重要的是，谢宏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删除了原著中的很多内容，删除了有关印度生活的内容，加入了与中国相关的内容。 比如第4集就出现了他写的《中国私塾》。 《华英高级全集》的编撰方法已初具规模，成为现代英语教材的典范。 一是采用中英双语安排。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循序渐进的课程教授最简单、最实用的词汇，并根据初学者的水平逐步安排英语教学内容。 每课一般教授6个生词，后面跟着6个例句，旁边附有文言翻译。 例如“My”译为“我的”； “He and I cango”翻译为“他和我可以走”。 全书分为“字母表”、“二字母单词”、“三字母句子”，一直到“五字母句子”等等，最后是“宗教课”，里面包含了一些基督教的宣传，比如译为“Godgaveme”，译为“上帝使我”等。 其次，每课都有“老师指导”，是谢洪来根据课程的教学要点，对老师的教学技巧提供指导和建议。课文中的“发音”注解特别针对生词搭配，强调了发音时嘴唇和舌头的位置，力求让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打下良好的英语口语基础。每两到三堂课就“复习”一次，把容易混淆的单词列出来复习国外学英语，这种编写教材的方法为后来中国人自编英语教材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该系列教材影响很大。 胡适、梁漱溟、郑晓仓、钱玄同、张克标、戴家祥等人在早期英语学习中都读过该系列教材。 1902年，清政府派留学生赴日本测试外语时，据说杨玉亭将《华英高级全集》从头到尾背了下来。 这也证明这本教材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 1907年和1908年，张元济向正在学习英文的光绪帝赠送书籍，其中就有《华英高级全集》。 可以说，商务印书馆选择《印度读本》入门作为进军教材市场的第一枪，是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市场调研”和英语专家“学术分析”双重选择的结果。谢宏来. 尽管商务印书馆成立时还没有“英语部”，但这两本书是英语教材中的优秀读物。 谢洪来其实是“英语系”成立前最重要的负责人。

颜惠庆和《英华词典》

颜惠清出生于江苏省上海市。 其父严永靖是清末著名的中国传教士、西方翻译家。 颜惠清自幼在父亲的指导下培养了良好的英语能力。 1895年，颜惠清赴美留学，先就读圣公会高中，后就读弗吉尼亚大学。 1899年，颜惠清在留学期间与商务印书馆另一位编辑王佐廷合作，修订了匡启钊编着的《商务印书馆汉英词典》。 1900年毕业回国后不久，他被聘为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和数学教师。 他在圣约翰大学教英语时，主动利用英汉翻译的资料国外学英语，编写了读物《汉英翻译的速解》，并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共有100课，类似于教科书。

考虑到当时社会对英语词典的需要，商务印书馆邀请颜惠清编纂一部《英语词典》。 当时严惠清还在圣约翰大学任教，带领毕业生严鹤龄、徐善祥、周一春、曹庆武、余庆恩、赵国才、陈大德、谢长喜、周森友、许贤、张文婷、吴尊超等参与《英华词典》的编撰。 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后来加入了商业“英语部”担任编辑。 1908年，《英华字典》正式出版。 本书根据外国人的《那桃儿词典》改编。 但由于最早的英汉词典大多是由传教士编撰的，大部分科学译本尚未经过专门审查，也没有统一的翻译方法。 为此，颜惠清收集并参考了1860年代以来各种翻译书籍中使用的译名，包括中国教育会、中华医学会的刊物、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各种题名对照表、翻译的教科书和经典著作等。严复等.

《英华词典》收录词汇12万字，共3000页，图片1000张，附录5个。 本书的附录很有特色：附录1《英语引文解释》，收录了1200个英语常用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单词； 附录2《缩略语解释》，含缩略语1200个； 附录3《缩略语解释》《符号解释》，收集了数学、商业和语法中常用的88个符号； 附录四《英文地名名录》现代中国人怎么学英语：来的时候是“com”，去的时候是“gu”，烤土豆的时候叫“putietu”，是1400个中外地名的中英文对照； 附录5《人名词汇表》收录了9000多名外国名人的名字。 国籍、身份以及出生和死亡年份。 这样一来，这本《英华词典》就不再是一本普通的词典，而更像是一本“百科全书”。 我们现在将标题、前言和注释称为“副文本”。 张元济懂得用“名”营销——请盛宣怀署名、严复写序，当时轰动一时。 严复在序言中对这本词典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对晚清英语学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总结一下《英华词典》的几个特点：一是在旧词典的基础上，摘录了当时几部权威英美词典的新词条和释义； 二是内容比以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同类型英汉词典数量更多、更丰富； 第三，翻译力求准确； 四是列出专业术语，插图数量远多于以往同类词典； 第五，该词典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呈现出百科全书词典的性质。 在晚清西学西化急需、工具书异常匮乏的情况下，它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908年，颜惠清进入外交界，以二等参赞陪同吴廷芳出使美国。 在此期间，他继续在商务印书馆兼职工作。 例如，他修订了《成语词典》的译本。 同时，他代表商务印书馆给一些美国图书公司写信，努力为商务印书馆取得其他英文图书的版权。 1909年，他还为英国人提克松的陈孟明译的《英语成语辞林》做校对。

邝福卓和他编写的英语教材

翻译学院“英语部”正式成立前后，在英语教材编写中心担任主力军的有三位主要人物：谢洪来、颜惠清、匡福卓。 其中，邝福卓是“英语系”中编写英语教材最多的学者。 匡福灼，生于1869年，卒于1938年，祖籍侨乡广东台山。 匡福焯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 他7岁读书，12岁随父亲出国打工，在去美国的途中，他开始向旅伴学习英语。 到达美国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公理会牧师创办的夜校学习英语。 17岁时，他加入了基督教救世军，并前往太平洋各个城市传教。 由于他的努力，他从一个小厨师晋升为太平洋海岸陆军上校的职员。 他曾说过，他流利的英语对这个班级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1897年，他进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的Congregational Panmanai大学攻读大学预科课程。 1902年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1905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0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和教育学，190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1907年赴华，先在广州方言学校任教。 Then he participated in the examin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and was awarded the honor of Jinshi in Literature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uthor's not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abolished in 1905, but after return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uld take the examination and be awarded the honor of Jinshi. Yan Fu, Wu Guangjian, and Kuang Fuzhuo all received such honors), and was awarded the post of Shangshu of the Ministry of Posts and Communications by the Qing government. He believed that although being an official made more money, enter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to compile English textbooks would have a great impact on China's English education.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will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society. After Yan Huiqing resigned, Kuang Fuzhuo was hir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Later, the commercial press's ability to have such a large circulation had a lot to do with Kuang Fuzhuo's personal efforts.

Kuang Fuzhuo, director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fice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right)

Kwong Fuzhuo's main contribution in his life was the compilation of English textbooks. In 1908, he compiled "English Conversation Textbook" for business. This textbook had a very large circulation and was reprinted seven times by 1912. In 1909, Kuang Fuzhuo also completed the "English Composition Textbook". Because of Kuang Fuzhuo's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his alma mater Panmanai University awarded him a doctorate in literature in 1922. Kuang Fuzhuo has a characteristic: while compiling and printing textbooks, he also inspects the situ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in surrounding schools. In 1908, he often visited the English training center run by Mao Shijun, a model school that taught English in Suzhou at that time. This method of integrating "editing" and "teaching" allowed him to link the compilation of English textbooks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which was a far-sighted approach.

From 1908 to around 1929, Kuang Fuzhuo worked in the Commercial Pres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Relevant statistics show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mmercial Press published as many as 81 English textbooks. All English textbooks were approved by Kuang Fuzhuo himself, and 21 English textbooks were directly signed by him for editing and editing. Kuang Fuzhuo also presided over the compil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English textbooks an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As the director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Kuang Fuzhuo spent a lot of time revising other people's writings. In 1909, he revised the "English Puzzle Reader" written by Qi Tianxi, director of the Biology Departm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which was a concise guide for learning the basics of Western science. English readings, 32 lessons in total. The book uses common fish, insects, birds, beasts, crafts, and simple physiology as themes, such as cats, bees, rice, eyes, snakes, silk, cows, tea, teeth, etc. In 1909, he revised the six-volume "(Commercial Library) New English Reader" and "New French English Course" compiled by the American Sun Mingfu (RS Anderson). At that time, most English reading books were written by British and American scholars, so the books often used British and American historical figures as materials, which may not be completely in line with the tastes of Chinese students. This book was specially invit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to be an American who was born in Suzhou and ha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Edited by Sun Mingfu and carefully edited by Kuang Fuzhuo, the "(Commercial Library) New English Reader" is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ustoms, "especially focusing on inspiring the people's ideas." In addition, many researchers have said that forty or fifty years ago, almost all the students who attended middl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d read the texts and extracurricular readings written by Kuang Fuzhuo. Including "English Magazine" and "English Weekly", these are two important publications published b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Kuang Fuzhuo has a gentle temperament, is very serious and does no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He was loyal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is salary was calculated in silver taels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and all his savings were invested in commercial stocks. Moreover, he has full confidence in all employ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nd has very strict requirements.